《第一性》,埃里克·泽穆尔著,谢强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4月第1版。
埃里克·泽穆尔,巴黎政治学院毕业,法国资深记者、时事评论家。
该书目录:
Ⅰ “大男人”,一个小词,使所有的男人变成了指定被告,把永恒的男性变为了一种侮辱。
Ⅱ 她们是谁?她们干脆地回答:女人。什么是女人?没人知道。尤其是今天的男人。
Ⅲ 现代男人是母鸡爸爸,可以下蛋、哺育,可以喂奶。男人也希望成为爱的倒霉,而不只是法律的使者。
Ⅳ 过去,男人为了抵抗对女人的恐惧,玩超人的游戏,现在,他们模仿女人。
Ⅴ 父权家庭——这个著名的家——成为抗拒资本主义的最后阵地,成为全球商品化的最后障碍。
书的扉页上写着:“献给我的祖父 我的父亲 我的儿子们”。
这是一本曾在法国畅销书排行榜上名列前茅的书,说的是女权运动给欧洲带来的后果——阴盛阳衰、男性女性化,并揭示女权主义造成的女性的悖论:她们渴望与男人平等,厌恶男人的粗暴、肮脏、不忠、性侵犯,可是当她们获得了工作机会、选举权利、金钱甚至权力,而男人们开始变得温柔、优雅和自愿承担家庭任务之后,女人的负担实际上更重了,因为男人们非常乐于不再扮演顶天立地的角色和承担保护者的责任,女人们似乎得到了又仿佛失去了,并且成为资本的新的更加有利的剥削对象。
没有经历过女权运动洗礼的人们也许不太容易理解和认同作者的观点,可如今随处可见的男性服饰、男用化妆品、男人杂志和精于修饰的男明星以及娇生惯养的男孩子,似乎也都呼应了泽穆尔的看法。在欧洲,“大男人”是要受指责的。泽穆尔和一个20多岁的小伙子聊天,泽穆尔认为男孩子应该敢闯、敢上、敢征服、敢有性无爱,小伙子愤怒地说他是“大男子主义言论”,然后严肃地自言自语:“我们都是被单亲母亲抚养大的,她们是1968年的斗士和女权主义者......我们的父亲从不在我们身边。”
可这是女人的胜利吗?不,泽穆尔认为不是。当女人们宣告“我们的身体(也包括我们的孩子)属于我们自己”的时候,也就意味着男人可以从父亲这个可恶的角色中解放出来,男人们高兴地跑了;女人们从家庭走向社会,在享有平等、自由的同时也不得不承担更多的责任。男人涂脂抹粉、多愁善感,日益向女性的表征靠拢;女人则逐渐进入原本属于男人或者大多数男人的领域,并且一方面要为保持女性的魅力而挣扎,另一方面要为防止男人的不负责任而想方设法。
泽穆尔还认为,女人在社会中谋得一席之地并非真正的地位提高和享有自由,因为“女人是资本主义的后备军”。女人比男人更有耐性和韧性,也比男人更能够承受不公正和低报酬,女性的工资一直低于男性,即使能够跻身管理层或者投身政治,女性也很难到达权力的巅峰,甚至“女性能够投身政治是因为这时的权力越来越小,金钱越来越少,市场和透明度日占上风”,摆脱了男人压迫的女人实际上被诱导而进入了资本的圈套,成为资本的被压迫者和被剥削者。
资本是谁?资本的背后依然是男人!男人通过资本完成了对女人的二次剥削,一次是在家庭,第二次在工作场所。清醒的职业妇女也许已经开始觉察到了:我们面临着双重负担。这是女权主义者所始料不及的,也许连男人们也没有意料到会有这样的发展。
也就是说,所谓妇女解放只不过是一场幻觉,或者是失误?那么,已经或者开始女性化的男人们是否愿意回归他们“大男人”的角色和位置呢?泽穆尔认为男人们不愿意,“因为他们太沉溺于两腿间无重负的享乐,哪怕受压迫、蒙侮辱、遭不幸是命中注定的”。
事情果真如此吗?我也相当不乐观。不过已经有人喊出“男人解放”的口号了,男性未必真的如泽穆尔所言安于女性化的命运。而解放意味着破坏、推翻、重建,看来两性之争依然路漫漫,最后会不会又酿成一场错误或者绝望?!